杨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发展逻辑与研究方法

时间：2015-10-25 10:48:00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本理论学习、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针对性，2015年2月初，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上海社科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上海市部分学者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观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的逻辑与特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1.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指出，作为当代中国的价值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旧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属性。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这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价值观，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来说，是对人类进步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和当代人类进步经济思想的共性。其一，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一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懈追求。中国道路是从独立解放到发展富强、从人民民主到文明和谐的道路，这条道路发轫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以人民整体利益为最终归宿。其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及其协调准则。就经济意义而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相互支撑，集中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协调这一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三，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科学界定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公民个人价值观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都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有序运行的前提。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上海社科院曹泳鑫研究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随着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一度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一些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丧失，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冲击下，一些人受享乐主义的影响，物质欲十分强烈。究其原因，有在改革过程中缺少价值嵌入，在世界观、人生观培育方面社会动员和政策措施缺失等。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有价值观的内涵和要求。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的定语，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必须贯穿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全过程。必须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嵌入具有明显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等因素，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推进。
    3.要在各领域真正落实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黄力之教授认为，从形式上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确定无疑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在一些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又如何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在一些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教材进不了课堂。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的逻辑与特质
    1.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列宁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吕新雨教授认为，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如果不讲列宁不讲俄国革命，不讲共产国际的历史，不重新梳理这些历史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叙述的。所以重新讨论共产国际，就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二是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裂。有人认为中国现今的社会主义路径要与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或亚细亚专制主义）割断，要直接剪接到欧洲福利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明目张胆地为修正主义翻案，说中国和苏联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以恩格斯压马克思。但是，这个主张从来不正面回答：为什么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全面背叛社会主义，滚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那一边？这个政治路线的脉络他们从来没有梳理过。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1918年，经过党内讨论，列宁建议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与路线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际时，要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发展的品格
    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周展安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契合到何种程度，这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课题，只提示一点，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实际情况时具有发展的品格，即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完成于理论自身的，而是体现在能引导我们把握现实及其规律性。这一品格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原理上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困扰。就党内来说，毛泽东《实践论》的发表是这个品格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副教授认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之完整路线的孕育、成熟、付诸实践并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主体性的成熟与主体意识的升华，从而自觉地从对他者之经验、模式的迷信中走出来，开启了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新路向。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分析中国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正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当前者表现为后者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之具体运用的时候，尚属于较初级的阶段，故而可以被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当前者本身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后者的普遍原理，从而具有更广泛、深远、普适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时，则不必再过多地强调其特色，而应理直气壮地将其标示为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中思想的成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生生的现实形态，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争取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指导。
    三、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
    1.研究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立场、方法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学明教授认为，观察我们周围的一些人，为什么社会主义事业明明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他们却偏偏不把“功劳”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实际上，道理十分简单，这是由于他们的立场、利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冲突的。他们缺乏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从而也不愿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不愿意正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这样也就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曲解。其中最明显的有两条：一是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启蒙主义”，似乎马克思只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没有区别地传递“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扯到一起，似乎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一样回避社会制度、回避资本逻辑，把人类的苦难只是归结为抽象的理性之类。要改变这种曲解，不是简单地改变其研究方法就能做到，关键还在于如何端正立场。
    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杨卫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前提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然后再下工夫，积累经验，提高理论水平。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就没有正确方向，就不可能实事求是。
    2.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保持文本和实践之间的平衡
    黄力之认为，实践证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离开马克思的文本来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指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也必然面临实践的检验，有些问题通过实践检验证明还是马克思说得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的《资本论》热就是例证。可见，讲马克思主义必须保持文本和实践之间的平衡。
    丁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能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能有效解决问题，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现实有解释力。在立场、观点、方法中，方法是最重要的，立场蕴藏在方法中，观点是方法的结论。
    3.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性
    程恩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基石、观点是核心、方法是灵魂，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越是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就越能准确地体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正确立场，反之则相反；方法越正确，观点也就越正确和深刻，也就越能体现正确的立场；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在阶级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上海财经大学的鲁品越，复旦大学的李冉、苏长河，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孙力等都作了很好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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